看我三十六变之一
老吴的白头发
我人生的“第一桶金”–第一次自己赚钱， 是在五岁的时候从老吴哪儿赚来的。

从小，我就喜欢和邻居的孩子玩。不论大孩子、小孩子，我都能和他们玩在一块儿：跳房子、弹弹珠、捉麻雀、打躲避球、骑小三轮车。。。。。。 什么都玩。但是，在上小学之前，我最喜欢的还是到楼上的宝宝家玩。

宝宝的爸妈都在附近的陆军第四总医院上班。白天家里只有三岁的宝宝和她才几个月大的弟弟 –小祥。 老吴是他们的管家兼保姆， 他原来是军中厨房里的伙夫，单身跟着部队来到台湾，退役后就到宝宝家帮忙， 经过这么多年，老吴已经成为宝宝家的一份子了。
宝宝长得白净可爱， 二姐和我一有空就到楼上逗她玩。老吴也很高兴我们来，因为我们姐妹一来，他就可以坐在门槛边休息，趁机打个盹儿。一个大男人，洗衣煮饭，还要看顾两个小娃儿，真难为他！
老吴常用广东话跟我们讲述军中一些有趣的事情；可是，我常常都听不太懂他在说什么； 倒是，二姐总是向他问东问西的，令他很开心。还有，老吴的菜烧得特别好吃，好几次我留在那儿舍不得回家，就是等着老吴煮东西给我们吃。

• 老吴的白头发

一天，老吴突然心血来潮，要我们帮他拔白头发。
“好呀！” 二姐和我立刻站起来。 我俩走到他身后，在他那满头浓密的黑发里寻找白头发。 我找了好一会儿，才找到了几根。我每次用食指夹者拇指轻轻地拔一下，他的头就朝着地点一下。两分钟不到，他整个头已经完全垂下去–睡着了。哈！没想到让人拔白头发是这么舒服！可怜，他已经累了一天，一放轻松就梦周公去了。

第二天，老吴又要我们替他拔白头发。为了奖励我们，他说： “你们每拔五根，我就给一毛钱， 看你俩谁拔得多。”
可别小看，那个年代的一毛钱可以买两颗小圆球般的糖果呢！太棒了！这可是我们有生以来第一次自己赚钱。
从此，我和二姐俩一有空，就到楼上来找老吴。
没多久，二姐上小学了，我只好一个人“跑单帮”，自己上楼来玩。我继续听着老吴用那“我听不太懂”的广东腔喃喃自语，继续在他那满头黑发中寻找寥寥可数的几根白发，也继续为我的零用钱而努力。

• 差点摔死小祥

一天午后我又上楼来玩，老吴一见到我就叫我帮他看着躺在床上的小祥，好让他去厨房吃点东西。 我一边逗着在床上滚来滚去的小祥，一边心不在焉地想着：不知道老吴今天会不会让我替他拔白头发……
当我还在沉思时，突然，咻！老吴一个箭步奔到小祥床前，双手抱起头已经快要碰到地的小祥。只见他双脚跪地，双手捧着小祥，慢慢回过头来，他那双深邃的大眼, 充满了血丝，流露着恐惧以及极端的忿怒，狠狠地瞪着我，大声地咆哮道：
“你差点把他摔死了！”
可不是？ 如果不是老吴眼明“脚”快，小祥肯定会摔到头，受重伤，甚至…… 我真不敢想下去了。带着一脸惊慌，我像只惊弓之鸟似的慌乱地跑下楼。晚上，我把白天发生的事情告诉了大姐， 她叫我以后别再上楼了。
再次见到老吴，已经是半年以后了。那天，我正好和他在巷子里迎面而过。令我惊讶的是，他那一头浓密的黑发已经完全变白了。我心里正盘算着那可以换多少个“一毛钱”， 一抬头，刚好接触到他那对深邃的大眼，它们依然充满了忿怒，冷冷地盯着我，吓得我浑身发抖。从那次以后，我不敢再看见老吴，我总是尽量躲开他。
偶尔，当我想到他那满头浓密的白发时，不禁感叹：“啊！多可惜呀，我的零用钱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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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个五岁的孩童来说，有钱买糖吃，是一件多么开心的事！虽然，我不再从老吴那儿赚到我的零用钱； 但是，我已经领略到“有钱可以买糖吃”的滋味。五岁时候的我，是多么地无忧无虑。 那时，一家和乐，爸爸上班，哥哥姐姐上学，妈妈在家照顾小弟和我。每次我们不睡午觉，她就把声音放低，凑近弟弟和我说：“你们再不闭上眼睛，警察伯伯会来抓你们。” 吓得小弟和我连忙把眼睛闭上。
上小学以前，家境还不错，大姐还有机会学芭蕾舞。我们每次全家出门都是坐三轮车。下雨的时候，一家人挤在车里：爸爸抱着我，妈妈抱着弟弟，两个姐姐挤中间，一道遮雨的帆布把我们一家人温暖地保护在车内。那段日子多么令人怀念啊！
All things are illusions!
所有的人或事，都是自己脑中的一种幻觉， 你觉得“它”是什么，“它”就是什么， 全由自己凭空想象。 乐观的人看事情总是“可以！”、“没问题！”、“行！”、“成！”、“Ok！”“好！”； 而悲观的人，却总是给予相反的答案。 这就是角度认知的不同。
看我三十六变之二
我小学三、 四年级时的班导师是张秀月老师， 当时我虽然每年都被同学选为班长， 可是张老师并不太喜欢我。 那时候， 大部分同学的家境都不好， 而我自己班上却有两位家境良好的同学, 她们总是穿着整齐干净， 她们的的妈妈经常会来学校找张老师谈话， 并且在我们面前送老师礼物。 所以， 张老师每次看到这两为同学脸上都是堆满笑意； 而对我， 她则老是一副“冰块脸”。

小学四年级时， 学校宣布要举办一次模拟台南市市长选举的活动， 由全校一到六年级的同学中“民选”出一位市长。 当时四年级各班的班导师们商量之后， 决定由我来代表全四年级参选。 小学四年级的我， 竟然要和五、 六年级的大哥哥、 姐姐们竞选， 我心里实在有些担心。

模拟市长选举投票的那天， 张老师一早就到了教室， 她“指导”班上同学， 全部投我一票。 我心想：“哦！ 我起码有五十张基本票。” 下课后， 隔壁班四年极的同学纷纷跑来告诉我， 她们也都把票投给了我。我万万没想到四年级的老师们已经拟定策略， 要我们四年级一举拿下这个市长的宝座。
果然， 第二天四年戊班的程文珊同学就以最高票当选为第一届的“开元国民小学儿童市长”。同时， 五年级参选的学姐也拿到许多选票， 但是部分五年级的同学没听班导师们的话， 跑掉好多选票。结果， 那位学姐以第二高票变成我的“秘书”， 令她非常不甘心。当校长颁发当选证书给我时， 张老师竟然也对我露出一个难得的微笑。
过后几天， 老爸听张老师的建议， 买了好多糖果来分给四年级的同学们， 这也算是“谢票”吧。
我以“市长”的身份在学校里发表了几场演说以外， 却没有其他值得一提的政绩， 毕竟当时的我仅是一位模拟儿童市长， 有何政绩可发挥？ 不过， 现在回想起来， 这还真是我人生的一段辉煌经历和值得回味的插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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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 老爸去拜访他的朋友， 得知他朋友的男孩和我同在一所学校就读。 老爸问他：“文珊在学校了表现怎么样啊？”
他朋友的孩子回答：“文珊的成绩很好， 就是没有什么行头。”
哈哈！
看我三十六变之三
我在小学六年中， 除了前面提的张老师似乎不太喜欢我以外， 每一位老师都给了我许多关爱； 其中， 对我付出最多的就是我五、 六年级时的班导师 – 陈珠老师。 陈老师一从师范学院毕业， 就来到开元国民小学， 她担任我的班导师时不过才比我大10 岁， 她非常活泼， 爱笑， 十足像我们的大姐姐。
小学五年级时， 陈老师正好怀上她的第一胎， 经常要去看医生。 不知道她为什么那么信任我， 每次她需要去看诊时， 就叫我骑脚踏车载她去。 那时候， 我的身高不到140 公分， 骑上脚踏车，我的脚根本碰不到地， 而陈老师每次都是坐在前面的车杆子上，我也不知道自己的骑车技术为什么那么好， 竟然没有把她摔过一次？

小学5年级时与陈珠老师合影

也许是为了感谢我， 陈老师经常在中午时请我到学校附近的摊子上去吃饺子。 我如今还记得我们每次都是点一盘饺子， 一小盘卤菜， 配上一碗饺子汤， 一边吃、 一边聊， 完全不像是老师和学生在一起； 反而像是自家的大姐姐和小妹妹在一块儿午餐。小学毕业时， 陈老师邀请了我们好几位同学到她乡下的家（麻豆镇）去采文旦。三天两夜的乡下生活， 大伙儿都玩得乐不思蜀。

小学毕业后40年与陈珠老师合影

毕业多年， 我们依然保持联系。小学毕业40年时， 我回到台南和一群小学同学聚会， 那一次大家都哭红了眼， 尤其是我 — 双眼都哭肿了。 临别时， 我送了老师一对首饰里面还放了一个红包。 隔了一年以后， 她才发现里面有个红包， 特地打电话来谢谢我。 其实， 我给她的任何礼物都远远比不上她在我12、3岁成长阶段给我的关怀、 爱心、 信任和教导。
看我三十六变之四

(Gallery of China 提供)
“我问你想什么？你总是看着我。你要是爱蔷薇，为何不说清楚？……”这是一首歌名叫《蔷薇之恋》的老歌。我很喜欢老歌，不论是听或是唱，我都喜欢。

初三暑假，考完高中联考，闲着没事，心里想赚钱想得慌。小学同学， 丽足和秀华， 陪我去向她们工作的工厂询问，结果厂里不招新手。算了！我想到职业介绍所去询问，心里又怕怕的， 不敢自己去。
有一天，老爸带我到住在大道新村的袁姐姐家去串门子。
袁姐姐是在1949年爸妈随部队从大陆撤退时无意中捡到的孩子。好心的爸妈知道她和自己的父母在逃难中走失了，就把她带在身边，一路上在休息站的留言栏给她父母留言。 最后他们一家终于团圆，袁姐姐很感激爸妈，所以对爸妈很孝顺，对我们也很照顾。
袁姐姐的脸长得圆圆的，一副大嗓门，还没开口就先笑。她后来嫁给了位瘦瘦高高，不爱说话，非常老实模样的大哥哥。袁姐姐和大哥哥一向刻苦勤俭。他俩一点也不怕吃苦，开杂货店、摆地摊等， 什么都做。袁姐姐的手从不闲着，即使平时和我们聊天时，她也是一边聊天，一边干活。

• 我会绣花

那天我们到她家时，袁姐姐手上拿着一条手帕正在绣花。我好奇地凑过头去看。瞧她一针一针地来回绣着红红绿绿的花草、蝴蝶、小鸟…… 真好看。瞧我看得认真，她问我：
“你会绣花吗？”
我立刻点了点头。心想: 初中每个礼拜不都上家政课吗？家政老师偶尔也会教我们一点刺绣，初二的家政课，我还借隔壁周妈妈家的缝衣机替自己做过一套海军服呢！这么一点刺绣，应该难不倒我。
“绣一条手帕，一块五毛钱。” 袁姐姐接着说：“你想不想赚点零用钱？”
“当然想！” “那么，你带一些回去绣吧！”说完，我们又在她那儿聊了好一会儿，爸爸才骑着脚踏车载我回家。
头两天，我整天都把头埋在刺绣活里，像袁姐姐那样一针一针地来回地绣着。绣完3，4条手帕后， 自己觉得绣得还不错。说真的，那只是一般的刺绣活，并不困难。问题是当时的我只有15、6岁，非常好动， 我不是和初中校队的球友一块到学校去打篮球，就是和附近的学姐到成功大学去游泳，要不就是和邻居到附近的公园去溜滑轮， 哪儿静得下心来， 拿着那么细小的针线来来回回地刺绣？

• 几乎砸了袁姐姐的招牌

过了半个月， 我拿回来的十条手帕，还没拿回去交给袁姐姐。那天袁姐姐却突然出现了：“文珊，你的手帕绣完了没有？”

这下我可慌了， 心虚地回答：“还有5条……”

我把已经绣好的几条手帕拿给袁姐姐。袁姐姐从中抽出一条， 看了一眼，嚷道：
“哎呀！绣得这么难看，教我怎么交货给人家？”
“……” 我羞得说不出话来。
“算了！ 算了！还是我帮你绣完吧。你去把其他的手帕，全部拿来给我！”
就这样，结束了我的“绣娘”生涯。当时，我心里有股说不出的内疚，我真怕把袁姐姐的招牌给砸了。后来，她把十条手帕的工钱拿给我时，我心里更加觉得惭愧：若非袁姐姐出面替我解危，我一定领不到那笔工钱。从那次事件以后，我牢牢地记取教训，做任何事情再也不敢马虎了。

“是谁，在敲打我窗？是谁，在撩动琴弦？” 蔡琴的这首《被遗忘的》非常好听。老歌总是能激动人的内心，勾起无限的回忆。
大学，考入政治系，老爸很失望。他一直希望我考商学院，进入国贸、企管、甚至会计等系，反正只要是毕业以后好找工作就好。
我如了他的愿望， 选了以商科为主的丁组（当时大学联考志愿分为甲、乙、丙、丁，四组）。谁知道，我却考进了丁组里的政治系， 老爸很不高兴，气得不跟我说话。

• 我的救星

当年，靠着老爸微薄的终生俸以及眷村诊疗所的一点收入，要供我上大学，尤其私立大学，是非常吃力的。那年暑假，他一再劝我打消上东吴大学的念头，要我去考成功大学的夜间部，这样我可以白天工作，自己赚取学费。我虽然一百个不愿意，但是又怕伤他老人家的心， 所以，我不敢当面违逆他。幸好，爸爸的好朋友，毕伯伯出面帮我说话。
毕伯伯是台南二中的音乐老师。他的三个女儿都念私立大学。爸妈离婚后，老爸常常带小弟和我去台南公园溜冰。那天，正巧他也带着两个女儿来溜冰。他的二女儿和我念同一所中学，高我一届。老爸和毕伯伯两人一见如故。不！应该说是“同病相怜”，因为两人都是和妻子离了婚的单亲爸爸。毕伯伯劝老爸说：
“上日间部和夜间部的女孩，气质不同。你如今只有三妞（毕伯伯称呼我们三姐妹分别为：大妞，二妞，和三妞）一个人上大学，为什么不让她上？你看！我还供养三个女儿呢！”
老爸终于被说服了。所以，我能够北上去念大学，得感谢毕伯伯，这完全是他的功劳！
上大学后，为了减轻老爸的负担，我尽可能把每个月的开销维持在五百块以内，不到万不得已，我绝不向他开口。老爸每回寄伙食费给我，也总不忘提醒：“千万要节省呀！”。
大学， 人生的黄金时光。我一共参加了四种社团活动：土风舞、吉他、辩论、和诗歌朗诵。我穿梭在几个社团活动之间，过得忙碌而充实。有一次， 一位在政大念书的台南女中学妹，葛兰来找我。我们两人相见甚欢，聊了许多。她说了一句话：“Action should be taken!” 。这句话，我觉得很棒：是的，当我心中有好的想法时，就要积极地把它付诸行动！而我当时的想法就是：我要当家教赚钱。

• 应征家教

大二上学期，一天下课后，我和俩位同学在操场聊天。同系里一位胖胖的学长突然走过来： “嗨，你想当家教吗？”

“好呀！” 心里一阵兴奋： 老天爷真是太照顾我了！。

他接着说：“我姑姑想替她的女儿找一位外文系的学生来当她女儿的家庭老师。”

“可是，我不是外文系的！”
“我当然知道。如果你有兴趣，我明天傍晚带你去见她们。”
哇！太棒了！这么好的机会，我怎会拒绝？我马上和他约好了第二天碰面的时间。
我对珊华第一印象是：十二、三岁模样，清汤挂面，齐耳的学生头配上白衣黑裙，大大的眼睛，黝黑的皮肤，躲在一位中年妇女身后，不时地探出头来，好奇地睁着一双大眼偷看我。她有个和著名的美国老牌影星 — “苏珊海华”相似的名字苏珊华。
我们到她家时，正好是傍晚六点半。中年妇人模样的珊华妈妈，穿着一身碎花洋装，头发清爽地在背后扎成一束，笑笑地招呼我们。

珊华和妈妈

一开口， 她就问：“你是外文系的吗？”

“不！我是政治系的。”
她回头看了胖学长一眼，接着问：“你当过家教吗？”
“没有。” 我老实地回答。
她又回了一下头看了看胖学长。 轮到我时，我只简单地问了一下珊华的学校、年级、需要辅导的课业等情形，就和学长离开了。 第二天，学长跑来告诉我：
“我姑姑要你明天去！”

• 第一次当家教

珊华的爸爸在西门町经营一间贸易公司。刚开始几次，我都是到西门町珊华爸爸的公司里去给她上课。珊华每天放学后，就到公司等爸爸妈妈。爸爸妈妈忙完公事后，才全家一起回到外双溪的家。通常，他们回到家时，已经过了晚上九点了。
珊华外双溪畔的家离东吴大学不远。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开始到珊华外双溪的家去给她上课。珊华的家座落在半山腰，是一栋有游泳池的花园洋房。我一星期两天， 每次下午五点半后，就在校园门口等往内双溪的小客车上山。这种小客车定时载客上下山，内有两排座位，最多可容十个人，挺好玩的。下了小客车，我再爬一小段山路，就到珊华家了。我记得她家的大门是红色的，家里有位胖胖的，总是满头卷发很爱讲话的欧巴桑，还有一名有些驼背却从不开口的老园丁。
上了山，当然就得过夜。珊华妈妈把我安排和珊华住同一间房间。刚开始时，珊华有些怕我，她不太敢跟我说话。早上，珊华爸爸开车， 经过东吴大学的门口时，让我先下车， 他们才继续往市区开去。
一天晚上，珊华病了，我整个晚上像特别护士似地照顾她。我一边替她拿毛巾敷额头让她退烧，一边讲我小时候的趣事给她听。她不讲话，只是睁着大大的眼睛认真地望着我，静静地听我说故事。珊华很喜欢音乐和舞蹈。我常常带她到学校 去参加外双溪畔的土风舞会。她很聪明，一学就会。有时候，我会带着她在家里的客厅里跳土风舞。看着宝贝女儿翩翩起舞跳得这么开心，在一旁观看而个性拘谨保守的珊华爸妈，也开心地笑了。

接了家教之后，我渐渐和班上同学的活动脱节。那些住校生经常办的活动，比如：夜游、烤肉，以及通勤生经常邀请的聚餐、包饺子等活动，我都常缺席了。

• 第二次当家教

大二下， 期末考前，我辞去了家教，开始为校外的各种进修做准备。有一天晚上九点多钟，我正在寝室里和室友们聊天，突然听到楼下交谊厅有人喊道：
“文珊，外找！”
我不顾身上穿者睡袍，立刻跑下楼。才下楼，就一头撞见珊华和她妈妈，吓了我一大跳！一向不多言的珊华妈妈见到我，拉着珊华小跑过来：
“老师，你回来好吗？”
我没料到她们母女俩是为此而来，心里好激动。 第二天傍晚，我就回到了山上。
这次“回笼”，不但薪水增加了百分之五十，而且， 整个暑假我都可以住在山上。白天我到“美加补习中心”陪男友K（现在是先生）补习申请研究所资格考的GRE（Graduate Records Examination）和英文能力测验的 TOEFL(Test Of 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 晚上则回到外双溪的别墅里, 等珊华回来。有空时，我抱着吉他在房间外面的花园阳台上自弹自唱，好像是在自己家里似的，多惬意！
暑期结束后，我抽空回台南看家人，姐姐们说我变得又黑又瘦。我猜想是山上的泉水含有太多的矿物质，我让山泉给 “洗”黑了。
开学后，升大三。工读、家教 、学校，加上外贸协会的商用课程。。。。。。 忙得我不可开交。 我只好辞去了土风舞社，仍然参加诗歌朗诵社里定期的聚会和活动。

• 不当家教不能留

珊华和我相处久了， 我们愈来愈亲近， 但是，珊华似乎开始对上课失去了兴趣。快放暑假了。那天，她走进房间来，劈头就问：
“你可不可以不要教我了？”
“为什么？”我问她。
“我要你像我表姐一样住在我们家就好。”
望着珊华面无表情的眼神，我摇了摇头，口气坚定地说：
“不行！我如果不当你的老师，就不能留下来。”
她继续坚持着：“那为什么以前我表姐就可以？”
“因为你表姐是你家的亲戚，而我是你妈妈请来教你的。”
珊华噘着嘴不再说话。暑假还没结束，刚从国外回国的妈妈就迫不及待地把我接走了。

记得那天，妈妈来电话，坚持一定要来山上帮我搬家。她要我搬到板桥去陪她住。当我向珊华的爸妈辞行时，珊华的爸爸睁大眼睛问我：

“你不是说你妈妈在国外吗？”

在当家教近两年的时间，因为我常常进出外双溪。早上，同学经常会看到我从珊华爸爸的黑色轿车里钻出来，有些同学还以为我是外双溪别墅里的富家女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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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就喜欢和“妹妹”们在一起，所以，我情不自禁的把“珊华”当成了自己的妹妹。丰厚的家教收入，减轻了爸爸的负担，却没减轻我对两位姐姐的内疚。
在大学里，我每次“疯狂”的时候，就有一股莫名的罪恶感。虽然，打球、溜冰、唱歌、游泳、跳土风舞、弹吉他等，都是我的“最爱”。可是，我时时提醒自己: 要收敛一点。 两个姐姐都没有这种机会，为了帮助家里，她俩高中一毕业就做事了。所以，我要珍惜自己拥有的这份“幸运”，要知福、惜福，更要找机会回报家人和社会。
看我三十六变之六
“Morning has broken like the first morning. Blackbird has spoken like the first bird……” ， 这是我大学时常常爱唱的一首歌。一天的成就，在于晨。我希望每一个早晨，都是充满阳光和希望的。现在我参加培训时，高唱万芳的《一切如新》时，也会让我不自觉地振奋起来。
大学里，我还有另外一份收入–工读奖学金。
有了两份收入以后，我很高兴能不再依靠家里寄生活费了。老爸也很高兴，我可以减轻他的负担。可是，昂贵的学费，尽管有中山奖学金的补助，还是需要老爸资助的。还好，两位姐姐开始做事了，家里的经济也逐渐地在改善。
• 工读
“工读奖学金”顾名思义就是必须在学校里工作才可以获得的奖学金。我因为是学校篮球校队，所以，被分配在体育组办公室， 帮忙体育老师登记学生的出席率。
头一年，我的“老板”是一位胖胖的体育老师。他为人风趣，但是盯人却是盯得很紧。我只要一没按时出现，他就去查看我的课表，到教室来“抓”我。
有一回， 为了准备期末考，我没去报到，胖胖老师又到教室来找我。看到他挺着圆鼓鼓的大肚子，头顶全秃了，一摇一摆地来到教室：
“程文珊，你还记得今天要完成所有的记录资料吗？”
一听到他的声音，我的头立刻大了起来。 妈呀！他怎么又来“抓”我了？
第二年的“老板”就很棒！这年的老板是一位非常英俊潇洒的年轻男老师。他的女朋友是高我一届的一位漂亮的外文系学姐。他（她）俩经常手挽着手在我们女生宿舍前的“好汉坡”漫步。也许是我认识他的女朋友；也许是他知道我很忙；也许是他喜欢工作。。。。。。总之，他经常在我还没报到时，就已经帮我把那个礼拜的工作都做好了。有时候适逢期末考，他还主动地提醒我不用来，放我考试假。所以，第二年的工读是我最轻松的一年。
第二位老板告诉我，有一位新来的男老师原本要我帮他工作。幸好被“二老板”拦了下来。那天，宿舍同学告诉我有人找我， 我连忙下楼。才到楼梯口，一眼就看到了一位老实模样的男士，手上还捧了一盒点心，站在女生宿舍门口。我仔细一看：哎呀！不正是那位新来的男老师？ 为了避免误会，还没等他开口，我就立刻转身躲回了寝室。
• 四年回顾
大学四年真是太精彩了。虽然我没有百分之一百地享受到它，但是它的确是我人生中最精彩、最值得怀念的一个阶段。

大四，我除了在体育组工读外，又到外贸协会修外贸课程以及和室友一块儿去美加补习英语会话。真的是忙忙碌碌地就过了四年。大一开始， 我就卷进了大一新生杯篮球赛、排球赛、以及辩论赛。大二， 我和蔡世平和李慧芳一起主持土风舞社，又到外双溪珊华家当家教。大三，我除了继续跳土风舞外，还参加了诗歌朗诵社并且在体育组工读。

前排右三 左一

现在回想起来，虽然有些遗憾，我没有能全心全意地享受那四年， 但是， 那四年也算过得多彩多姿，相当充实哩！
哦，还有，我大学宿舍寝室里的好姐妹， 小四和小妮， 也因为我的关系而分别和我同班的两位男同学结婚。我无意间，竟然成了小红娘，帮人“凑对”。善哉！善哉！
• 毕业三十年同学会
2006 年9月19日 星期二 收到大学同学电子来函
文珊：
由帼英得知您的email,
还記得我嗎? 我是张淑贞， 叶维铨的老婆。
毕业后， 工作家庭两头忙， 跌跌撞撞， 竟年过52!
只覺得視茫茫， 髪蒼蒼， 不堪回首。。。。。。
您呢?
獲悉您可以回台參加， 共襄盛舉， 令人振奮!
我们正积极努力连络更多的同学，
让大家有个终生难忘毕业三十年的同学会!
年底见!
淑贞 Shwujen
离校三十多年，一封email，一下子就把一张张熟悉的脸庞重现在我眼前：王琪琪，刘淑芬，林素兰，张淑贞，杨淑瑛，陈台君，蔡如冰，郑帼英，王佩芝，李慧芳，庄如津， 谢叙光，周庄传，黎建唐，彭慎，林政忠，张东，李国维，高万来，庄水南，陈荣隆，蔡世平，吴耀智，何子仪，萧丰椽，马文彦，薛敬民，王爱荣， 张国蓉，章若薇，王伯俭，冯子陵，小戴 ，秉洁，小欧阳， 还有鼎鼎大名的朱高正等。我记得班上当时有53人， 想来想去也只记得这么多了。
• 忆当年
回忆当年在东吴，趣事一箩筐。还记得大一时，班上有位“好可恶的”冯子陵，他给班上每一位女同学都取了个不雅的绰号。 我的还勉强是：“木瓜”。“木”？不知他是否已经预知了我会从事和“木”头有关的房地产事业？
大四那年，大姐结婚， 我回台南喝喜酒。回来后，我带了许多喜糖分请班上同学吃。那天上课前，热情的班代迎面而来，看到我手中的喜糖，立刻问我：
“是谁结婚了？”

她似乎对“结婚”两个字特别感兴趣 （我并不知道当时她正和班上的林兄谈恋爱），瞧她那表情，令我一时兴起逗她的念头。
我说：“噢！我回去结婚了。对方是个书局的小开（姐夫家开金鼎书局）”。
她有些半信半疑，带着过于好奇的神态，笑开了大嘴，叫我发誓。
我说：“好！我发誓。” 一手藏背后（当然是假誓）。我才说完，上课钟声就响了。还没来得及反应，她已经一个箭步冲进教室，站到讲台上，大声宣布：
“各位同学，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
我拚命地拖住她：
“我是跟你开玩笑的！”
她毫不理会，继续宣布：
“文珊同学结婚了！”
啪！啪！啪！啪！啪! 同学们的掌声立刻在教室里响起。这时，教我们宪法的傅老师正巧走进教室。 他列着嘴笑，夹着一口浙江口音对我说：
“程文珊， 恭喜你呀！”
“不！傅老师，那不是真的。我是和她开玩笑的。” 我极力辩解。
傅老师只是笑笑，开始上课。
下课不到十分钟，整个政治系都传遍了我结婚的消息。经过一个多礼拜，我一再地否认， 也一再地澄清。最后，部分同学终于相信我只是开了班代一个小玩笑。班代后来也发现了她因为自己一时的冲动，而惹了个大笑话。她觉得我“骗”了她。但我哪儿晓得她会那么冲动，不顾一切地冲上台去宣布？ 可能是她自己当时想结婚，而被“结婚”两个字给冲昏了头了？
毕业时，她在给我的照片后面写着几个字：
“曾经是放羊的孩子，何时洗手不干？” 哈哈！多有趣的一段。
哦！我还想起当年住在学校里的女生宿舍，我们常常在晚上一群人抱着吉他，站在外双溪畔自弹自唱。记得那首：“Moonlight on the river Colorado 。。。。。。Take me back to the days that we once knew。”吗？
有多少个夜晚，我们在外双溪畔的篮球场上跳着这首美妙的华尔兹舞…… 还有，那年暑假我南下返乡，荃荃，可人，大伟，三位诗社的大帅哥们，一路弹着吉他， 唱着“离情”，为我送行到台北火车站…… 这一切，好像昨天才发生似的。
日记 2006 年12月8日 星期五
一年又近尾声，想到年底大学毕业三十年的同学会，心情挺紧张的。离开学校这么多年，没想到大家还能聚在一起，心情上的激动和紧张，可想而知。三十年，三十年，嗯，三十年，人生能有几个三十年？
日记 2007 年1月8日星期一
还记得同学会的第一天，我领着大伙儿在游览车上大声地唱着《回忆》吗？
这首《回忆》是大一时，政治系对外比赛的歌曲，学长们天天带我们练唱。还记得，当时我们政治系的会长是政三的谢
秋菊，总干事是她同班的马杰明。学长们非常照顾我们，不知大家都好吗？

那天，大部分同学都还记得这首“回忆”的歌词，令我好感动。女儿，琳琳，说她看到我和好多位同学的眼眶都湿了。。。。。。 回忆了三十年，大伙儿终于又见面了，怎能不令人激动的掉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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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家教的收入，已经不能满足我了。加上年轻女孩谁不爱打扮？开销增加，就更需要增加收入。为了争取学校的工读奖学金，我必须努力，取得好成绩并且尽自己的责任和义务。
总的来说，大学时代的我是很开心的。有人说：“当一个人开心的时候，她的细胞是圆的。” 那时候的我，不但细胞是圆的，心是圆的，我整张脸，也是圆圆的。
看我三十六变之七
从小我就喜欢运动，经常和邻居的大哥哥们玩躲避球和到附近的台南二中去打篮球。 爸妈离婚以后， 老爸常常带我和弟弟去台南公园溜滑轮，后来他又请朋友帮我在成功大学办了一张游泳证， 所以等到我上初中时， 我的运动细胞已经活跃到一个高峰。
• 加入台南市中篮球校队

台南市中篮球校队对外比赛

刚上台南市立中学初一， 一天，原劲军老师到篮球场来挑选篮球校队队员， 我没想到竟然被他选中了。 从此， 我每天傍晚参加他的魔鬼训练: 带球上篮、 做篮球操、 练习进攻、 练习防守等各种阵势。几个月下来， 我长高了、 胖了、 加上成天在球场上曝晒， 整个人变得黑黑壮壮。
当时我的队长是初三的傅亚慧。亚慧姐考上台南女中之后， 我就接班成为球队队长。 那三年， 我整天有消耗不完的精力， 经常穿着脚底破洞的篮球鞋在球场上奔驰， 假日时， 我也照常去成大游泳， 或是到班上同学李乐平家开的滑轮场溜滑轮。 中学三年的日子就在我充实、 忙碌、 而努力中匆匆度过。
学生时期， 每当放学后同学们在补习班时， 我却在篮球场， 因此初一下学期的成绩是全班第43名。 初中二年级时， 有一次教我们数学的吴金水老师给全班同学做了一项智商测验，结果我， 王珊珊， 和王惠莉是前三名。 第二天他就把我叫去他的办公室， 盘问了我好多问题， 告诉我要用功念书， 少打球， 不用辜负拥有一副好头脑。从那次谈话以后， 他就时常询问我的成绩是否进步。有两次我还看到他在篮球场边观看我们的篮球比赛。在他的督促下， 我的成绩迅速地回到班上第15名， 之后就维持在那儿。 因此， 我能顺利考上台南女中， 都是吴金水老师的功劳。
• 台南女中高中篮球队
考上台南女中之后，篮球队长的亚慧姐立刻来“拉”我进球队。 盛情难却， 我只好答应加入。 提起当年的台南女中篮球校队，可真不是盖的。

后排右二

我们球队的队员， 不但功课好， 长得标致， 球技更是一流。 我们经常出去比赛， 捧着奖杯回来。 当年， 我们还曾代表台南市参加南部七县市的比赛， 可见的我们有多强。

• 东吴大学篮球队

前排右一

东吴一年级女篮冠军政治系 – 右二

一进大学， 新生杯篮球赛， 我们政治系就夺得冠军。 因此， 学校的体育老师就找上我参加女篮校队。当时大学校队的素质可比高中校队差太多了。 球员们每次来练球都打扮的花姿招展， 个个花拳绣腿， 根本不堪一击。 我们每次出去比赛， 都输给其他大学。 有一回我们和辅仁大学的校队比赛，她们的队员几乎全是体育系的学生， 结果我们7比103惨败。 从此我一听到要对外比赛， 就想逃跑。
• 篮球生涯至今对我的影响
在学校打球这些年， 初三， 高三和大学三年， 我都当过球队队长。将近10年的篮球生涯， 把我训练地手脚非常灵活。
有一回， 我和一群姐妹淘在乌节路的一间高级餐馆午餐。 那天， 一位年轻的服务员，端了一盘放了5杯冰水的盘子， 经过我身旁时， 她不小心把盘子打翻了， 眼看倒翻的冰水就要泼到我的衣服上， 我下意识地往旁边一跳， 逃过这场灾难， 在座的姐妹们为我灵活的身手纷纷叫好。
2013年中， 我参加了一场讲座， 在课堂中老师问：
“那位同学愿意参加接鸡蛋比赛？ 接准10个鸡蛋， 奖金50 元。”
我当下心痒痒的， 心想： 这么简单， 一定很多同学报名， 我还是让给其他学员吧！
嘿， 没想到居然只有一位男士举手。 既然如此， 我也举手捧老师的场。虽然20多年没碰篮球，接10个鸡蛋实在是小case， 轻而易举地就让我赚到新币50元。欣喜之余， 我有些大人欺负小孩， 胜之不武的感觉。

中间休息室， 我就立刻把奖金买了两张主讲老师们的个人CD， 当我看到两位年轻老师脸上露出开心的表情时， 我为自己的决定喝彩 – 嗯！ 这种感觉真棒！。
看我三十六变之八
有时候觉得人世间很多事情难以自主。似乎老天爷不时地在考验我们的毅力、耐心、与智慧。所以，如何让自己心平气和、快乐知足，真是不容易! 如果说：“放下一切，就会知足。”但是，要先学会“放下”， 才能学会“放下一切”，到最后心无欲求、无杂念，自然就知足了。

• 为就业铺路

一上大三，我就向学姐们打听毕业后的出路问题。我发现政治系的女生有三条出路：
1）考高普考，通过后可以到公家机关当公务员。
2）考调查局，为调查局服务属于公家机构的铁饭碗。
3）考贸易公司，从事女秘书的工作。
除了以上，回家靠父母吧。不过在我们那个年代，似乎没听说有谁回家当“啃老族“的。至于考高普考和调查局， 我都没兴趣。因此，我开始每天晚上到外贸协会去上课， 学习国际贸易、 商用书信、基本会计等， 为毕业后到贸易公司工作做准备。
大四下学期起，学校里必修的课程减少，同学们开始各忙各的–男生们忙着准备考预官（这项考试决定他们当兵受训的两年是预备军官还是小兵）； 女生们则忙着找工作。70年代的台湾， 对外贸易正欣欣向荣， 不论什么科系的大学生，毕业后几乎都是到贸易公司工作。我当然也不例外，开始看报纸、找工作、 寄履历表。

三月底的某一天，我意外地收到一份外贸公司的面试通知，日期在两天之后， 依据通知上的地址看来，那家公司离中山北路不远。

两天后的下午，历史系的“漂亮宝贝”莉莉陪我去面试。当天应试的大约有十个人左右，全是女生， 其中一位竟然还是我的小学同学严宝丽。 三位主考官：总经理，和两位经理分别地对我们一一面试。接着，公司女秘书发给我们每人一封国外客户来信，要求我们看完后当场回复以测试我们的英文书信能力和打字速度。英文书信， 我不怕；但是，我对打字可没有信心。那个年代，个人电脑还没出现，学打字就得有打字机。暑假期间，我向毕伯伯借了台打字机，自己在家里练习了几天， 我的打字速度哪儿能比得上铭传商专训练出来的学生？考完后，莉莉问我考得如何， 我告诉她我有点紧张，不过书信回答得还算满意。
一星期后，录取通知寄到板桥妈妈家。我整个人跳了起来，兴奋地不得了！

• 威成上班

四月，距离毕业还两个月，我正式到威成上班。学校里许多同学都说：“小文好幸运！”，“因为小文漂亮”, ……
种种耳语传来，我很想告诉他们：你们知道吗？当你们在双溪夜游、在寝室聊天时，我不是到外贸协会上晚课，就是去美加补英语， 所有这一切都是我过去两年辛辛苦苦、努力学习、 认真打拼换来的！
进入威成后我才知道准备离职的女秘书张芳华是我初中隔壁班的同学。她从我的履历表中认出我(我曾经是学校的篮球校队队长， 她看过我打球)， 我不知道她是如何向郭经理介绍我的，但是我相信郭总经理的决定多少受到芳华的影响。
在威成工作期间，我印象最深刻的有四个人：郭总经理，李经理，张业务，以及会计小杨。我每天上班，从板桥搭公车在中山北路下车，然后，再走一段路到公司。有一天下了公车，我才走几步，突然一辆私家轿车在我身旁停了下来。噢！原来是郭总经理。总经理在我身边停下来，打开车门，对我说：“请上车吧！” 。 等我坐稳后，总经理和我聊了起来。我们聊了十来分钟，不记得聊了些什么。我只记得他说：“你要好好做。我们一定会把你栽培成为最优秀的女秘书。” 这句话，我永远记得。虽然我让他失望了，不到一年，我就被傅老师“挖角”离开了威成。但对一个刚入社会的新鲜人来说，他这句话鼓舞了我，激发了我对工作的热忱和信心。
李经理是郭总经理最器重的左右手。刚到公司时，他经常挑我的毛病。有一天，他要我替他打一份急件。他站在我身旁看着我一字一字地慢慢敲键盘，可把他急死了。等我好不容易打完把文件交给他时，他突然叫道：
“咦，这里怎么多打了一个数目？马上重打！” 他一声大吼，吓得我全身发抖。
打字本来就是我最弱的一环，被他这么一吼，我更慌乱了。重打一遍后， 他又对我的格式不满意。第三次重打，勉强过关。第二天，他向总经理抱怨：“程小姐的打字太差了，错字好多，速度又慢。”坐在总经理桌子旁边的我，羞愧地暗自发誓一定要勤练打字。
果然， 几个星期之后， 我的打字已经非常熟练。 当然，有刺激，就有进步。我得谢谢他！ 要不是他的“变相鼓励”，我的打字速度哪能进步地那么神速？

• 周末兼差

逐渐地，我对公司的业务愈来愈熟悉， 我和可爱的会计小姐小杨（她也正好属“羊”）成为无所不谈的好朋友。我每天白天认真上班，晚上参加补习或与K约会，生活过得很快乐而规律。
公司里有一位张姓业务员， 他和我同样住板桥。由于他是专门跑外务的，所以我们很少碰面。有一天，他工作做完了，等着下班。我看他有空，就请他载我到银行，因为公司小弟出去了（小弟是小杨和我的“摩托司机”，负责载我们跑银行或邮局等地方）。张业务爽快地答应了。 他骑着摩托车载我， 相谈之下，我知道他已经在公司工作了十几年是公司的元老级人物。
第二天，张业务来问我愿不愿意接一份副业，每个星期六半天，帮他姐姐的公司处理英文书信，待遇月薪一千五。好呀！何乐而不为？再加上，他姐姐的家也住板桥，正好在我回家的路上。
我约略估计算了一下，两份收入加起来近六千元。比起一般同学，已经高出许多了。我每个月给老妈两千伙食费；另外两千五，请她帮我上会。
后来，在我1977年到香港航空公司上班前，那笔钱已经累积到将近七万块， 老妈把那笔会钱标了下来， 她问我怎么处理， 我说：“当然是孝敬您哪！” 老妈笑得眼睛咪咪的，嘴巴都合不拢。哈哈！
1976年秋天，我大学政治系的教授傅老师打电话来， 邀请我到他和朋友合开的公司去帮忙， 他连续来了好几次电话，我们也谈了好多次， 最后，我答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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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代的台湾大学生，很多人都非常响往去美国。 但是，去美国的费用昂贵。所以，我一直在为我的“美国之路”筹经费、做准备。
威成贸易公司是我步入社会的第一份工作。我到现在都还记得郭总经理的样子，很感激他的有心栽培我。初入社会工作，总经理的一番鼓励，激发了我对事业的企图心。
在我转到傅老师的“至久”公司后，听说起初爱找我碴的李经理也离开威成自组公司。有一次，我竟然接到他的电话，请我到他的新公司去上班， 我委婉地拒绝了他， 心里却高兴无比。 由此可见，他对我在威成公司时的总体表现还算满意才会看重我， 嗯， 挺欣慰的。
看我三十六变之九

东吴大学政治系同学与傅老师合影

“至久”–直到永远，像是蔡依林的歌曲《日不落》一般，常常久久，永不日落。
傅老师是我在东吴大学的教授。他和钭先生，楼先生，以及驻西德的石先生在衡阳路上合开了一家贸易公司名叫“至久”。我在威成上班半年后，就接到傅老师的电话， 邀请我到他的公司去上班。

我告诉傅老师我计划出国念书，所以不会久留。他说他们会支持我。（现在回想起来颇惭愧的，因为他的公司叫“至久”，而我却没能做久。）傅老师三番两次来电话，我有些动摇了， 当年九月底，我答应了傅老师。

• 到至久上班

到“至久”报到的第一天，我就发觉上当了。
原来“至久”还没正式成立。整个公司，将多兵少。除了前面四位（傅， 钭， 楼，石）先生外，就是“小李子”（会计小姐）和我。所以, 我是四人之下，一人之上，公司里的大小事，会计除外，都在我的工作范围内。虽然有傅老师担任总经理，但是，他是东吴大学的教授，他只能每天下午偶尔来办公室签签字，或是写信给石先生。而钭先生拥有自己的贸易公司，只是“至久”的顾问，不常出现。 至于楼先生，他是中华翻译社的老板，中华翻译社虽然和至久在同一个办公室里，楼先生是位典型的文人从不管事。 最后的一位石先生人在西德，他当然更没法帮我。
我一下子要经营这么“大”一间贸易公司，从公司的成立手续、 采买文具、 跑邮局、 跑银行、 找样品、 开发业务、 打电报、 接电话…… 我简直成了万能。 幸亏我认得几位在贸易公司工作多年的学姐们， 遇到问题或是不懂的地方，我就立刻拨电话向她们请教。高我一届的东吴政治系学姐，李素珍，和二姐的同学吴琪等都曾经热心地指导过我。
在“至久”，我每天跑进跑出的像个男业务员似的。傅老师也没把我当女生看，他每次留话给我，都称呼我：“文珊贤弟”。 我把“贤弟”当成“弟子”的“弟”，因为我确实是他在东吴大学教过的弟子。
三个月后，公司渐渐上轨道。我开始跑南部的厂家找球鞋或是网球拍的样品。我们每一次都把找到的样品，寄给在西德的石先生，让他拿给客户看，去寻找订单。

• 保留一“脚”

几个月下来，我们寄了好多样品，但是一份订单也没有。有一天，傅老师，钭先生，和楼先生三人开会。他们怀疑寄给石先生的样品，全部让石先生拿去做人情或是卖掉了。三人商议，以后每次寄样品，都保留一手（或“脚”）。譬如说，寄网球拍，就只寄一只；寄球鞋，就只寄左脚或右脚。

两个月后，石先生来信说要回国看一看。那天，我们在楼先生家聚餐，楼夫人煮了一桌的菜为石先生接风。席上有傅老师，钭先生，楼先生夫妇，小李子和我。
石先生似乎有满肚子的委屈和牢骚，他一直喝酒，喝了好多。他抱怨生意越来越难做， 他说我们不信任他，只寄一半的样品去西德，客户很不满意，让他拿不到订单。说着，说着，他突然把酒杯朝向我：
“程小姐这么能干，一定很会喝酒。” 接着又说：“傅老师每次来信，都说你很能干，他常常夸你。 今天见到你，果然名不虚传。来！ 我敬你。”
这一下子， 我可慌了手脚。 心想：他一定以为是我出的鬼主意，把寄给他的样品缩水了，想向我报复。我慌乱地站起来，把桌上的酒杯往外轻轻地一推：
“非常抱歉，石先生！我滴酒不沾，不会喝酒。”
楼先生和傅老师，也连忙替我挡驾：
“程小姐是真的不会喝酒， 你自己喝吧！”
石先生半信半疑地瞪了我一眼，头一杨，把酒一口干了。
傅老师知道我还想到美国念书，所以，我到至久上班后，他就让我晚上留在公司，请钭先生公司的老外来帮我和东吴同学“包心菜”蔡如冰一起补习英文。有时候，我也到公司附近的美加补习班去补GRE，这是我申请研究必须通过的考试。GRE考试的前一天晚上，傅老师突然出现在我的教室门口，他着急地拉着我的手说：“快回公司，石先生发电报来了，可能有订单进来。” 我匆忙地和他回到办公室， 结果发现他空欢喜一场，根本不是订单。

• 傅老师

傅老师本名是傅中梅， 又名傅正。 那年我在他公司工作。圣诞节前一天，快下班时， 我和同事从外面回来, 撞见一位位年轻漂亮、 短发、体态略微丰盈的妹妹, 正拉着傅老师撒娇: “走嘛! 走嘛! 傅老师陪我一起去跳舞嘛!”
我当下看到傅老师脸红, 看了我们一眼，转过身一口乡音地对那位小姐说: “胡说! (傅老师的口头禅) 我怎么能陪你去跳舞? 我又不会跳舞?”
“一学就会了嘛! 走嘛!陪我，陪我去嘛!” 那位(好像姓詹)小姐继续缠着傅老师。中华翻译的娄先生(傅老师的狱友) 和同事们都看到了, 在一旁偷笑。
后来娄先生告诉我: “詹小姐是位彰化银行的襄理。 她很喜欢傅老师, 追了傅老师好多年。 可是, 傅老师觉得她太年轻了, 不敢接受。” 哈哈! 你不知道这一段吧? 至久是傅老师、 娄先生、 和钭先生三位雷震案的难友合伙开的, 我在那里工作了一年, 更加认识他们。 他们三位经常在我面前聊天, 但是从未谈到与早期雷震案有关的任何事。我以为他们已经完全远离政治。后来听说傅老师为民进党起草党纲, 我真的好意外。

• 小李子

小李子本名李精美，十八岁，商职毕业。小李子的爸爸和傅，钭，楼，三位老板都是好朋友。她几乎和我同时加入至久，除了负责会计外，她也和我轮流跑外务。我们两人每天“相依为命”，成为无所不谈、替对方隐藏秘密的好朋友（嘘！她有个小男友）。
来到至久后，我每个周末仍然到板桥张业务姐姐的公司，帮忙处理英文书信。有一次，张业务来至久找我，交给我一封欧洲客户的来信，要我尽快帮忙他姐姐处理。我趁着中午休息时，把那封信回了，顺手就把两封信一起放回抽屉等隔天张业务来拿。下午，我出去办事，回来时才一进办公室，小李子就轻声告诉我：“傅老师刚才打开你的抽屉了， 他看到那两封信，好生气哦!”

咽了一口气，小李子接着说：“不过，他打电话问钭先生，钭先生告诉他没关系，他才松了一口气。 他叫我不要告诉你哩！” 当下，我有些不高兴抽屉被人翻过，可是我非常感激小李子对我的忠心。
有一天，我告诉小李子我的脖子后头很痒。她说她爸爸生产洗发精的厂里有一种万能药水，她回去问爸爸要一瓶给我。第二天一早，小李子就交给我一个小玻璃瓶。她说那是她爸爸厂里制造洗发精用的，有止痒的效果。我非常感谢她，接过来说了声：“谢谢！” 。
连着几天，我每天早晚都拿“万能药水”擦我脖子后面的痒处。我很怕热，经常把头发绑成马尾。几天后的一个早上，刚绑好马尾，妈妈突然叫住我：“咦！你脖子后面怎么了？怎么白白的一片？”
我吓了一跳，连忙照镜子。果然，在我脖子后面的发根下，已经有一条两公分宽，三公分长的白色区块 ——“小白”， 这是我后来给它取的名字。三十年来，我为“小白”看了无数的医生，找了无数的秘方，医生们都束手无策。最后它终于被认定为“白癜风” ， 难以根治。
第二年的夏天，我离开了工作不到一年的“至久”， 转到国泰航空公司服务。我一直没有向小李子透露“小白”的秘密， 她那么善良。 当初，她完全是一番好心， 想要帮助我，我怎么忍心告诉她“小白”的事呢？
后来，我告诉自己：“小白”是老天爷托小李子送来给我的一份珍贵礼物，它（“小白”）让我知道自己的不完美。它会在我志得意满时提醒我：保持收敛，勿得意忘形。我很感谢老天爷，他把它隐藏在我的脖子后面，而不是让它曝露在脸上，默默地辅导我。
我常常和朋友分享：老天爷是绝对公平的。 他常给我们一些东西，也会让我们失去一些宝贝；他不特别偏袒我们，也不完全呵护我们。所以，人世间没有任何人是事事如意，十全十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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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期间，承蒙公司老板对我的信任，给我各种学习的机会，让我做小弟到老板的各种事情，任我自由发挥。它让我日后在各个领域，都能接受各种考验，奠定了我日后创业的基础。
傅老师不但是我的恩师，也是我的“老板”。多年前，同学来电通知我：傅老师过世了！我心里好难过。傅老师，您安息吧！